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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前后期作品中的思想风格变异  

2008-10-22 13:17:21|  分类: 杜甫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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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云:“凡士之蕴其所有,不得施于世者,多写(通“泻”)于山水之外,见(通“现”)草木风雨之间 ” 。“诗言志,歌言情,言为心声。诗歌合为情而歌,文章合为事而著”。这些话对于我们理解“老杜生平诗此去华适秦为之一变”,比较杜甫一生中前后期诗作里思想风格的变异,很有一些启示意义。

杜甫(公元712-770)一生命运多舛。中老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相比,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这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的内容和风格前后期也迥然有异。35岁前的诗作大多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和豪放风格;35岁后的作品则表现出一种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沉郁顿挫的忧伤风格。这种变化的出现于杜甫35岁前后一系列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尤其是去华适秦前后他在政治经济上的强烈反差使他借景抒情,咏物抒情,托物言情的诗作在写作风格上不得不随自己人生经历和唐王朝由治到乱的时代大潮的变化而变化。

杜甫的一生,大约可分为七个阶段。

(1)                   20岁之前,度过了衣食无忧,“读书破万卷”的求学生涯。接受了儒家的济世思想和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2)                   20-35岁期间(公元732-746),漫游了吴越齐赵,饱览了祖国的名山胜迹。结识了李白、高适、曾参、王昌龄等浪漫主义和豪放派的诗人。丰富了阅历,增长了见识。

(3)                   36-45岁期间(公元747-756)长安求仕十年,屡举进士而不第,初尝了世态的炎凉。

(4)                   46-48岁期间(公元757-759)短暂的官宦生涯。

(5)                   48岁的后半年(公元759)去华适秦,一岁四行役,受尽了千辛万苦。

(6)                   49-57岁期间(公元760-768)流寓蜀都四州(益、渝、夔、梓州),生活起浮不定。

(7)                   58-59岁期间(公元569-770)流寓湘鄂,病逝于郴州。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官僚世家。青年时适逢开元盛世,通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和儒宦氛围影响,抱定了用世信条。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己任。

杜甫20-35岁时的壮游交友,使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所写的诗作多表达感慨激昂的报国志向(如《画鹰》,《胡人》),或歌咏大好河山(如《望岳》)。诗歌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是浪漫主义色彩和豪放风格。

杜甫的一生时运不济,空怀了一腔报国热情和经国济世的俊才。为了谋官,困居长安达十年之久。奔走于权贵之门受尽了凌辱。“朝扣富儿门,暮随白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投简赠诗祈求荐举,终无结果。但这些坎坷经历与困顿却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了被开元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其思想感情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一洗年轻时的那种凌人盛气,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开始密切的关注和深邃的思考,诗作中逐渐显现出以写实为主的现实主义色彩。如《前出塞九首》组诗,反映了唐王朝采用“开边”政策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所写的是杜甫从长安前往奉先县到任途中的所见所闻,已预感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前的社会危机。概括了自己困居长安十年的真切感受和思想变化历程,并对唐王朝的腐败进行了讽喻。这一首忧国忧民的政治讽喻诗,是他的诗作出现划时代性转折的开端。

唐玄宗天宝15年(公元755)11月“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由此进入了由盛转衰的历史大动荡时期。杜甫曾被叛军羁押一年有余,757年4月逃出后西上凤翔投奔唐肃宗,授任左拾遗。这一戏剧性的人生转折,使他以为报国有门。至758年6月被贬出京之前,这一段时间的诗作,表达了脱离苦海的狂喜之情,诗歌也就比较喜悦。如《喜达行在所三首》,《奉宿左省》。不久就因为替打了败仗的宰相房琯说情得罪肃宗而被贬出京。从“安史之乱”开始,杜甫目睹了国家民族和人民遭受的灾难,所以他的诗作里开始充满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这在《三吏》、《三别》、《春望》、《月夜》、《对雪》、《至德二载复出金光门诗》、《曲江二首》里已显现出来。

公元759年7月,杜甫由于官卑难伸其志,且与上司不和,加上关中大旱,生机维艰,在受侄子杜佐、友人赞公邀请后,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携妻儿西上陇右秦州,此后长期漂泊异地,至死终未回乡。

杜甫从乾元二年7月开始“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流寓华州、秦州、成州、成都,“一岁四行役”,历尽了千辛万苦。生活上贫困潦倒,政治上处于低谷,前途上一片茫然。尤其是在同谷期间,他为充饥“岁拾橡随狙公”;所服之衣“短衣数挽不掩胫”;其容颜“白头乱发垂过耳”;其体态“三人各瘦何人强” ;其情绪“男呻女吟四壁静”。所有这些客观环境的巨大变化和主观感受上的沉闷抑郁,促使“老杜生平诗,自去华适秦,为之一变”,使杜诗在以写实为主的现实主义基础上,长歌当哭,更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沉郁顿挫”风格。从寓居陇右开始至后来流寓成都、夔州、梓州、渝州、江陵、荆州、郴州,很少有安逸稳定的日子。他的后半生飘泊不定,常在饥寒与兵乱的惊恐中度过,其诗歌也就很少有欢愉的气氛,“沉郁顿挫”的风格占据了杜甫后期创作的绝大部分,形成了杜诗独有的写作风格。这也正如明代人江盈科评价所言“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炯异前作。”

纵观杜甫的生平,寓居长安十年的人生失意与挫折,使他的诗作不再浪漫而初具现实主义色彩。“安史之乱”后的长期流寓经历,又使他的诗在写实的基础上抒发个人忧国忧民的感慨,具有了“沉郁顿挫”的哀音。尽管杜甫后期有寓居成都二年时《江村》《堂成》之后《江畔独步寻花》,《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喜悦,有再做检校工部员外郎时又一短暂的人生得意,然而这些并不是杜甫后期生活与诗作的主流。寓居蜀中数年经历了吐蕃之乱,蜀将叛乱。直至后来杜甫东出三峡,流离于鄂湘一带,病死于前往郴州的残舟之上,其生活始终缺少稳定。因此,其诗作也就始终有抹不去的隐隐哀愁。这就决定了杜甫现实主义沉郁顿挫的诗风始终是后半生作品的主要风格。

                                   发表于2008.11.28<陇南师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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