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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由同谷县栗亭镇赴两当县吴郁宅的可能性  

2009-08-23 23:09:47|  分类: 杜甫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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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由同谷县栗亭镇赴两当县吴郁宅的可能性 - 秦州雁 - 秦州雁的博客杜甫由同谷县栗亭镇赴两当县吴郁宅的可能性 - 秦州雁 - 秦州雁的博客 

              杜甫由同谷县栗亭镇赴两当吴郁宅的可能性

提纲

1.   论点:⑴、 前人的见解   ⑵、 自己的见解

2.  论证:

       ⑴    驳论:前人关于杜甫赴两当的争议:

            ①时令物候见解上的争异。

            ②赴两当路线上的争异 。 

            ③对《江上宅》诗性理解上的争异。

    (2)立论:路线上、时间上、时令上、诗性上的可能性。

3.  结论:杜甫有栗亭赴两当吴郁宅的可能性。

 摘要:杜甫寓秦时期赴两当的说法,与《吴郁宅》诗所描写的时令、物候特征不符合。由秦州南入两当的路程太长、路况太差,由秦州赴两当可能性不大。自栗亭赴两当在路况、时间性、季节性、纪行诗的诗性理解上都体现出更大的可能性。

关键词:杜甫 栗亭 两当 吴郁宅 可能性

正文:

关于杜甫流寓陇右期间,是否去过两当吴郁宅、何时去的、沿哪条路去的,这几点历来是杜诗研究者争议的问题。不同的探讨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以至于结论上出现了差异乃至冲突。甚至有些探讨者前后不同时期的见解也有些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探讨者对当时的时令、物候判断上的差异,对杜甫赴两当路线考证上的差异,以及对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一诗的诗性理解差异造成的。通过辩证前人的诸多观点,我认为杜甫在流寓成州的栗亭期间,有自栗亭赴两当吴郁宅的可能性。这符合当时的时令、物候及时间上的实际特征。

一、  前人对杜甫赴两当吴郁宅方面的见解分歧

近代以来对杜诗的研究,很多探讨者参阅了明人王嗣奭《杜臆》、清人杨伦笺《杜诗镜诠》、施鸿保《读杜诗说》等论著以及一些陇右地方志的记述。这些著述多认为杜甫曾经去过两当吴郁空宅。受其影响后人对此也多持肯定的态度。陇右籍学者只是在论证杜甫赴两当吴郁宅的路线和时间上存在分歧,但外籍学者对于此问题(如冯至《杜甫传》、童一秋《中国十大文豪之杜甫》),要么含糊其辞、要么避而不谈,甚至结论明显错误。这里最大的分歧在于:杜甫是在秦州专程南赴两当县吴郁宅、还是在成州赴过吴郁宅?其次的分歧才是:杜甫到底去没去过吴郁宅?

其一,个别探讨者认为,杜甫在秦州时专程从今麦积区沿嘉陵江上游的支流河谷向南到过吴郁空宅。这里最有可能的三条民间便道里程均在200公里以上,这些便道至今虽能通行,但经综合论证分析便会发现,由此南赴两当只是一种路线上的假设而已。究其结论之误,主要因为持此观点者承袭了前人杜诗排序上的一贯错误(将《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排在《发秦州》诗之前),相因之下,自然产生出了在秦州赴两当的假设结论来。

其二,又有探讨者认为,杜甫在寓居陇右的整个过程里都不曾去过两当吴郁宅。《江上宅》诗只是一篇“特殊的怀人诗”,是一篇凭空想象的“遥记之作”、“怀忆之作”。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江上宅》诗的内容是一种泛写不是实写,他否认这是一首纪行诗,因之否认这首纪行诗的写实性,自然就得出杜甫不曾去过两当吴郁宅的结论。

其三,另有探讨者认为,杜甫是在翻越了位于今徽县南境的木皮岭、青泥岭后,在虞关乡即将由水会渡横渡嘉陵江离开陇右地界前,专程北上赴两当吴郁宅的。持这一观点者认为此处离吴郁宅最近,因而也就最容易前往。其实这一主观误断的出现是因为作者没有关注到杜甫在《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三诗里隐含的时间上的连续性及行程上的连续性(待后详述)。

另外,还有人认为《江上宅》诗是杜甫在经历徽县南境的入蜀道上时,遥望北方不远处的吴郁宅,有感而发所作的遥想怀忆之诗。这当然也不尽正确。

二、对“杜甫自秦州赴两当”之说的辨析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纪行诗很注重内容上的写实性,故而后人都肯定“杜陵诗卷是图经”(宋.林亦之),这在杜诗研究上给了后人“以杜诗证杜诗”的可行性与可靠性。如果联系陇右实际认真研析陇右诗里的写实性,而不迷信前人(尤其是非陇右籍学者)、非实地勘察得出的结论,我们在杜诗探讨上必然会有全新的更趋合理的见解。

《杜诗镜诠》、《杜臆》等论著将《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排在《发秦州》前的秦州诗内,这不符合当时陇右实际的气象物候综合时序特征。若照此排列法,杜甫秦州诗与成州诗里的地理气候信息就会前后倒置、互相冲突。故而后人因之得出的杜甫在寓秦期间南赴两当的假设就有令人质疑的问题。

从杜甫陇右诗内在的写实信息看,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到达秦州。最初寓居在秦州区,后一段时间寓居在麦积区。十月上旬,由于“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别赞上人》),杜甫在受到成州“佳主人”的邀请后,告别赞上人,发秦州赴同谷。《发秦州》诗里有“汉源十月交,天气凉如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句。这说明杜甫在发秦州前已完全知道成州之同谷、凤州之两当一带的气候比秦州温暖湿润。事实上徽县成县两当盆地地形区比秦州纬度、海拔更低,气候比秦州更暖湿。秋末之际,当秦州草木黄落时,陇南一带草木还未黄落。而且两当吴郁宅所在之地(今两当县西坡乡南琵琶崖附近)比起成州海拔更低,气候自然比成州温暖,比起秦州就更加温暖了。杜甫《江上宅》诗首句写到“寒城朝烟澹,山谷落叶赤”,这与《同谷七歌》之六“木叶黄落龙正蛰”的物候描写是完全相同的。由这两首诗互证可知,《江上宅》诗是杜甫离开秦州后流寓成州时,在隆冬季节的十二月所写(注:杜甫十二月一日发同谷,此前无机会赴两当)。所以杜甫十月份前自秦州赴两当的说法难圆其说。

《中国历史地理》(高等师范本科教材—蓝勇主编)第一章第一节“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叙述中国气候变迁:“公元600—1000年隋唐北宋初,第三个温暖期,长安城有梅橘。20世纪40年代,我国气候最暖,此后气温总体趋势下降,为近600年来我国气候的第四个冷期…我国气候变迁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在此可知唐代时气候偏暖,位于当今暖温带的西安城当时能生长亚热带的柑橘。位于秦岭南坡当今近似亚热带气候区的两当县南境,唐时的气候必然更加温暖,九月底十月初“草木未黄落”是绝对可信的。因而“山谷落叶赤”的《江上宅》诗写作时间绝不在十月份发秦州前。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麦积区南侧的深山峡谷植被必定比现在更加高大茂密。假使有路,路况也将更加艰险。当然就此可排除杜甫由秦州直接南赴两当吴郁宅的可能性。

除了上述客观证据可辩驳其误外,就是个别研究者自己所列出的杜甫发秦州前的主观目的也是错误的。学术界已公认杜甫“一岁四行役”的直接目的是避乱乞食。而“去华适秦” 之初的直接目的地只是秦州,并未想到成州同谷、栗亭,更未预料到最后要远赴成都。《杜甫客秦州赴两当县考》一文的作者将杜甫在秦州执意赴两当的主观理由确定为:“想到此去关山万重,蜀道艰辛,恐怕再也不能返回秦州,那么在别赞上人后,前往两当县寻访吴郁空宅,也是人之常情。明知故人不在而寻访之,越发显示出杜甫对友情的珍重,对故人的眷恋…如果在发秦州之前不到两当去一睹吴郁故宅,这对注重友情的杜甫来说,将是终身的遗憾。”作者在这段叙述里认为,杜甫发秦州时直接的明确的目的地是成都,这种“一岁三行役”的说法与杜甫自己的“一岁四行役”明显是相悖的。杜甫发秦州时的直接目的地是想象中“充肠多薯芋,庶遂平生游”的成州乐土,当时他根本不会料到不久后还会有远赴成都之行役。杜甫《赤谷》诗里有“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两句,这说明杜甫离开秦州时想到未来还有可能重来秦州。因此所谓杜甫担心“再也不能返回秦州”,怕坐失机会而专访吴郁宅的理由明显不充分。况且在成州地界难道就到不了两当地界?距离两当更远?路况更难?

三、 杜甫流寓成州栗亭时赴两当吴郁宅的可能性

徽县原县志办主任梁晓明先生在《杜甫与徽县》一书(9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提出过“杜甫在流寓栗亭期间,安顿家小于栗亭,然后只身东往170 里外的两当吴郁宅”的观点。比较下来,这一观点的可信度在诸观点中是比较高的。

1.  路线上有可能性。从成州栗亭镇向东至两当县琵琶洲吴郁宅(原吴郁乡今西坡乡),这条170 余里的路线较它线都近且路途也较平坦。唐时乾元间河池(徽县)与两当二县同属山南道凤州所辖,官道畅通。今天的国道316线与古官道(故道)线基本一致。这条线与前面所假设的秦州赴两当线比起来自然容易的多。

2.  时间上有可能性。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十二月初一日发同谷往栗亭(见《发同谷》自注)。同谷至栗亭间50余里,为当日可到达的一日行程。接着在《白沙渡》一诗里有“日暮中流半”句,紧接着又在《水会渡》一诗里有“山行有长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句。这说明杜甫一家从栗亭出发到达徽县大河乡白沙渡时是日暮时分;在翻越青泥岭赶往虞关乡水会渡时时辰已过了半夜。诗人一家自栗亭至虞关是在一日之内。假若杜甫发同谷后连日行走在入蜀道上,则到达虞关乡水会渡横渡嘉陵江时,就该在十二月初二晚上后半夜(即中夜)。但“中夜微月没已久”所反映的月相与上弦月初八日前的情况相似(初八日的月落理论推算时刻是0时32分,实际上山区由于受地势影响月落时刻比此更早)。这中间就多余出来了五、六天时间。成州刺史赵鸿的题诗、《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及栗亭杜公祠等诸多证据也都证明杜甫一家确曾在栗亭滞留过。在这五六天时间里杜甫完全能够在栗亭、吴郁宅间往返一次(从《赤谷》、《赤谷西崦人家》两诗体现的两地间的距离和时辰看,杜甫当年日行路程可达70里)。

3.  时令物候上有可能性。杜甫《同谷七歌》中的“木叶黄落龙正蛰”与两当《江上宅》中的“山谷落叶赤”物候特征完全一致。这相隔不远的两地因为近似亚热带气候(唐代时绝对是亚热带气候),所以在十二月隆冬季节才有这“木叶黄落”的地域现象。杜甫此时赴两当自然见到了“落叶赤”这种真实景象。但时间上只能在离开栗亭踏上入蜀道路前,因为从发栗亭后的《木皮岭》诗开始至《水会渡》,“篙师暗理楫…陟巇仍万盘”,杜甫一家在徽县南境的一天行走中没有停留,于当天晚上过江离开了徽境。这也同时排除了从虞关北上两当的假设。

4. 《江上宅》诗的纪行写实性体现的可能性。

《江上宅》诗的诗性归属分歧也是使人们产生杜甫是否赴过两当吴郁宅争议的原因之一。有部分学者认为《江上宅》是一首怀人诗。理由是杜甫当时明知吴郁谪居长沙,绝不会徒劳过此空宅。且该诗写实部分少,怀忆部分多,只可认定为“特殊怀人诗”里的遥想之作。这种理解自有不足。在当时大动荡的时局下,相隔久远的两人彼此间对于另一人的人事变迁总不能完全洞察。杜甫当时极有可能认为吴郁已归来两当老家,故而特意前往探望。其实最真实的目的说穿了就是投友乞食。杜甫因为赴过两当县吴郁宅,所以远望到了 “寒城朝烟澹”的两当老城(即尚婆城。《水经注》:“尚婆城,魏故道郡治也。”尚婆城即今陕西省凤县单河铺,北距两当县杨店十华里,南距西坡乡20华里。)晨景;近观到了“山谷落叶赤”的自然山色;体味到了“阴风千里来”的凄凉气候;耳听到了“鵾鸡号枉渚”的野鸡鸣叫。正因为访吴郁不遇只看到了一座空宅,才向老友发出了还要做“几年长沙客”的疑问,才发出了“行迈心多违”的自叹,才将本诗的写作重点放在了写景之后的抒情上;才将该纪行诗以“物”命名为《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杜甫在寓居秦州时,生活还较为安定,不至于四处奔波。假若杜甫是在秦州赴的两当,仅仅这一次“行迈”能使其“心多违”?发秦州至同谷、发同谷至栗亭乃至两当的这几次长途跋涉,似乎更符合“行迈”的含义。这几次“行迈”的结果都是自己的主观心愿次次被违。所以,赴两当后发出“行迈心多违,出门无与适”的感叹更符合当时的情景。从“日色傍阡陌”一句看,当年的琵琶洲(《两当县志》:“琵琶洲在县南30里,其地洲渚迂回,人迹罕至,”)吴郁宅附近是一处有田园阡陌的人居之处。能成长出一位京官并建有祖上故宅的地方绝不是“人迹罕至之地。

四、有待确定的结论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杜甫“一岁四行役”中的后三次行役,都是为了投友谋食。“适秦”投赞公如此,“发秦州”投“佳主人”如此,赴两当投吴郁也当如此。正因为投吴郁落空,“出门无与适”,才使杜甫最终下定了远赴成都投食于严武的决心。

杜甫《发同谷县》中有“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句,又“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由此可知杜甫发同谷时已将目的地明确定为成都。在栗亭的几天滞留中他又赶赴两当,以期遇到吴郁借以安居,避免入蜀的长途艰辛,也只能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尤其是“中夜微月没已久”的“微月”到底该确定为初几的月?“中夜没已久”到底有多久?是几点几分?如果是初七、八,杜甫则有栗亭吴郁宅间往返一次的时机。如果在初四五之前,杜甫绝没有这机会。如果传说中的杜甫《栗亭十韵》能被发现,也许有助于这一段争论大白天下。

在此,我将我所认为的可能性罗列出来,在杜诗探讨上以期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200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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