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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州江运记》背后的故事  

2013-01-18 22:57:19|  分类: 史学探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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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州江运记》背后的故事 - 秦州雁 - 秦州雁语

 

秦州雁

唐代柳宗元的《兴州江运记》即是一篇叙事散文,更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地理文献。这篇散文向世人详述了自兴州长举西达成州时,历经青泥道、成州道陆路交通的路线走向及其艰难:“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颠踣腾藉,血流栈道。糗粮刍藁,填谷委山;马牛群畜,相藉物故。运夫毕力,守卒延颈,嗷嗷之声,其可哀也。若是者绵三百里而馀。”

当时,“兴州之西为戎居,岁备亭障,实以精卒。”唐王朝为防备吐蕃东侵而在相当于今甘南与陇南交界地带有大量驻军。但“以道之险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严砺于唐德宗贞元十五至二十一年间(799805)任御史大夫、兴元府尹,作为一方行政长官“吾尝为兴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长举之西,可以导江而下,二百里而至。”于是,他率领兴州军士“决去雍土,疏导江涛”,使成州西界某江(极有可能是西汉水)经疏导后通漕于嘉陵江,使蜀汉地区的军粮向西运送时“雷腾云奔,百里一瞬。既会既远,澹为安流。”使运粮者“烝徒讴歌,枕卧而至。”从而使“戍人无虞,专力待寇。”这在改变成州西界因“兵困于食,守用不固”的军事困境,加强陇右地区唐王朝对吐蕃的军事防御方面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正因如此,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唐顺宗即位,改元“永贞”而实行“永贞革新”时,严砺逢“嗣天子举周、汉进律,增秩之典,以亲诸侯。谓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礼部尚书。”当严砺于永贞元年四月即将升任礼部尚书时,兴元府“宾僚吏属,将校卒士,黧老童孺,填溢公门,舞跃欢呼,愿建碑纪德,垂亿万祀。”而“公固不许……于是西鄙之人密以公刊山导江之事,愿刻岩石……是用假辞谒工,勒而存之,用永宪于后祀。”时为监察御史、尚书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或许受“西鄙之人”委托写了这篇为严砺歌功颂德的记事碑文。

《兴州江运记》记述严砺的政绩为:“惟我公之功,畴可侔也!而无以酬德,致其大愿,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来,属当恶岁,府庾甚虚,器备甚殚,饥馑昏札,死徙充路。赖公节用爱人,克安而生,老穷有养,幼乳以遂,不问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铸,库有利兵;公命屯田,师有余粮;选徒练旅,有众孔武;平刑议狱,有众不黩;增石为防,膏我稻粱;岁无凶灾,家有积仓;传馆是饰,旅忘其归;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帅士而为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职官,故不能具举。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让,敦尚儒学,挹损贵位,率忠与仁,以厚其诚。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坚勇,不俟终日;其兴功济物,宜如此其大也。”

按照柳宗元这篇文章的记载,严砺俨然是一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突出,品德高尚”的好公仆。然而,案察新旧《唐书》之记载,严砺其人的所作所为却与柳公记载大相径庭。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列传卷第六十七严砺》记载:“严砺,震之宗人也。性轻躁,多奸谋,以便佞在军,历职至山南东道节度都虞候、兴州刺史、兼监察御史。贞元十五年,严震卒,以砺权留府事,兼遗表荐砺才堪委任。七月,超授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诏下,谏官御史以为除拜不当。是日,谏议、给事、补阙、拾遗并归门下省共议:砺资历甚浅,人望素轻,遽领节旄,恐非允当。既兼杂话,发论喧然。……砺在位贪残,士民不堪其苦。素恶凤州刺史马勋,诬奏贬贺州司户。纵情肆志,皆此类也。元和四年三月卒。卒后,御史元稹奉使两川按察,纠劾砺在任日赃罪数十万。诏征其赃,以死,恕其罪。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六十九严砺》:“严砺,字元明,震从祖弟也。少为浮屠法,太守见之,伟其材,表为玄武尉。震在山南,署牙将。德宗之幸,主馈饷有功。然轻躁多奸谋,以便佞自将。累为兴州刺史。震卒,以砺权主留府事,遗言荐之,即拜本道节度使。诏下谏议大夫、给事中、补阙、拾遗合议,皆以为砺资浅,士望轻,不宜授节制,帝不从。砺在位,贪沓苟得,士民不胜其苦。素恶凤州刺史马勋,即诬奏,贬贺州司户参军。刘辟反,以储备有素,检校尚书左仆射,节度东川。擅没吏民田宅百馀所,税外加敛钱及刍粟数十万。元和四年,卒,赠司空。后监察御史元稹奉使东川,劾发其赃,请加恶谥。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还其主,税外所敛悉蠲除云。”

由新旧《唐书》对严砺的记载可知,严砺借族兄严震临终前的私心表荐而“超授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任地方重要军政职务,但是“砺在位贪残,士民不堪其苦。擅没吏民田宅百馀所,税外加敛钱及刍粟数十万。”“元和四年三月卒。卒后,御史元稹奉使两川按察,纠劾砺在任日赃罪数十万,诏征其赃。”这说明严砺绝对是一个善于搜刮民财、祸害一方百姓的贪官,尽管柳宗元《兴州江运记》记述严砺“刊山导江是“出军府之币以备器用”,或许作为同僚为了互相吹捧,借西鄙之人的名义为严砺写了这篇歌功颂德的颂辞,但这丝毫掩饰不了严砺在任期间鱼肉百姓的贪腐行为。因此,当“御史元稹奉使两川按察,纠劾出严砺在任日赃罪数十万”之后,柳宗元当年无论是否违心的为严砺树碑立传,这篇传文为严砺所歌颂的功德就不再真实可靠,这篇文章的溢美之辞就违背了朝廷的圣意。而当年严砺离任时,兴元府与兴州士民“愿建碑纪德,垂亿万祀”就不是真实的心愿;相反,士民“舞跃欢呼”则可能是巴望不得这位“勤政”的大人早日离任的真实写照。

另外,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列传卷第一百一十柳宗元》“柳宗元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唐顺宗永贞元年七月,专权宦官俱文珍等以顺宗名义下诏,由长子广陵王李纯主持军国政事。八月,逼顺宗退位称太上皇,拥立皇太子李纯继位即唐宪宗。此后,革新派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第二年被赐死。王伾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不久病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同党七人受王叔文、韦执谊牵连被贬出京为边远数州司马,这次被称为二王八司马的革新运动失败。

 四年之后,随着严砺之死与监察御史元稹奉使东川而劾发其赃,柳宗元这篇为朝廷罪臣树碑立传的颂辞就越发显得不合时宜而不被时人关注了。

依照公元805年“永贞革新”初严砺升任时的情形推断,《兴州江运记》这篇出于柳宗元的大手笔必然由石工镌刻于兴州西界临近嘉陵江的某一地方,明代嘉靖壬子年知略阳县事李遇春撰《略阳县志》卷一古迹记载“江运记、唐柳子厚撰,在长举县绝壁”。但近一千二百年来,史家未能找到其镌刻之崖石,不过在今徽县虞关乡西下五里的宋代吴王城遗址对面,今“徽白”公路左侧山崖上有一处摩崖石刻的痕迹历历在目。这处摩崖远观有人工雕凿的清晰框痕,又有若干列被人为磨灭过的类似文字的痕迹,这一处摩崖恰好位于古兴州西界古长举县境临近青泥古道的嘉陵江边,大有柳宗元题写《兴州江运记》的可能性。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有赖当地政府支持下搭起高架史家拓片之后仔细辨别。

                            2013年1月初稿 ,3月9日修改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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